我的明史类读书笔记（连载）8——袁崇焕之“一错再错”

　　听了许誉卿的一番话，袁崇焕方如大梦初醒。
　　自知“五年复辽”言过其实，待到崇祯帝出来再议时，袁崇焕立即跪奏道：
　　“东建（后金）四十年蓄聚，此局原不易结，但皇上留心封疆，宵旰于上，臣何敢言难？此五年之中，须事事应手，首先钱粮。”
　　袁崇焕的这番话不难理解，打仗是要烧钱的，这个时候向皇帝要钱，自然能答应。
　　接着，袁崇焕提出了在军队调度、兵需供给方面的诸多要求。崇祯也都一一答应。

　　袁崇焕还担心自己远离京师遭人妒陷，又奏道：
　　“以臣之力，制全辽而有余，调众口而不足。一出国便成万里，忌功妒能，夫岂无人。即凛凛于皇上法度，不以权掣臣之手，亦能以意见乱臣之方略。”
　　崇祯一听此话甚觉刺耳，但为了边疆大事，也不便发作，沉默了一会儿，对袁崇焕说：“条对方略井井，不必谦逊，朕自有主持。”
　　二十四日，崇祯命赐尚方宝剑，准其先斩后奏。袁崇焕疏谢并陈方略，崇祯赠蟒玉银币，崇焕辞莽玉不受。
　　在外打仗，袁崇焕最担心两件事，一是皇帝和朝臣对他不信任，二是敌人挑拨离间。有了尚方宝剑，办事自然容易得多。
　　但可悲的是，这把尚方宝剑只能杀人，却不能免死——当然，这是后话。

　　崇祯元年（1628年）八月初，明知“五年复辽”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袁崇焕还是带着理想，勇敢地回到了前线，出关赴任。
　　就在半路上，宁远发生了兵变，原因很简单——朝廷拖欠军饷4个月。
　　袁崇焕一进宁远城，兵变的首领杨正朝、张思顺二人立刻自缚请罪，该处理的处理，该杀头的杀头。领头的没有了，兵变自然就不闹了。
　　不久，锦州与蓟镇的士兵再次因拖欠军饷哗变，也很快得到了解决。
　　虽兵变就此平息，但根本问题没有解决，毕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老不发工资，当兵的不造反才怪呢！
　　袁崇焕万般无奈，只有不断地上奏章，向北京请饷。谁知此时国库空虚，竟然无饷可发。
　　事实确实如此，据记载：当时明朝每年的收入，大致是四百万两，而明朝一年的军费，竟然是五百万两！
　　面对边疆战士军心不稳，皇太极随时可能发起新的进攻，袁崇焕要不到饷银，居然打起了崇祯的主意：
　　上疏“请发内帑”！（“内帑”就是皇帝的私房钱）
　　在召集众臣讨论时，崇祯没好气地说：
　　“将兵者果能如家人父子，自不敢叛，不忍叛。不敢叛者畏其威，不忍叛者怀其德，如何有鼓噪之事？”
　　站在一边的礼部右侍郎大奸臣周延儒听出了崇祯的弦外之音，趁机挑拨，说什么军事哗变实非缺饷，而是另有隐情。
　　于是，在崇祯看来，袁崇焕“请发内帑”好像是在以兵变相要挟，有勒索之嫌。崇祯对袁崇焕的猜忌，就是从“请发内帑”开始的。
   
　　袁崇焕做的第二件事，也让人大跌眼镜，就是“擅主议和”——私自和皇太极谈判。
　　当然，袁崇焕对此并无察觉，始终认为“议和”不过是“缓兵之计”、“外交手腕”罢了。
　　作为《三国演义》的忠实读者之一的皇太极也表现得相当配合。在老爹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曾和袁崇焕“议和”过，这回他也竟然同意，但前提是，明朝皇帝承认他“汗”的地位，表示自己享有高度的自治权。
　　双方彼此心照不宣，不过是演演戏罢了，暗中备战才是真。
　　不幸的是，崇祯帝是个很要面子的人，对后金的政策向来就是“不承认政策”。他认为皇太极是“叛贼”，只能征剿，决不能“议和”，私自“议和”有损大明皇帝的尊严。
　　崇祯对此事极为不满，但考虑到答应过袁崇焕对前线事务不多加干预，此刻便隐忍不发。
　　终于，又发生了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
　　在袁崇焕的身后，崇祯的那双眼睛，开始渐露寒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