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母亲（1）

去年父亲节那天开车回家的时候，给父亲打电话，父亲说他在装修家里的房子，希望我跟老婆和岳父岳母一起回家的时候有个好点的房子可以住，我叫他别太辛苦了，父说现在还辛苦，都已经够轻松的了，一阵感慨，有点难受，想起了许多事情。

外公有七个女儿、三个儿子，我母亲是第五个，我外公解放前就是财主，解放后曾经被戴过高帽，游街示众过，后来划分为中农，属于团结对象，所以小时候母亲一家都没有干过农活，生活至少衣食还是无忧的，还能够有小人书、可以拍照片，不过外公是封建余孽，家里吃饭都必须是外公吃完了以后，儿女才可以上桌，外公不赞同父亲跟母亲的婚事，把我母亲许配给东阳的一大户人家，还把我母亲给关在阁楼上。我母亲托他的姐妹给我父亲说，如果想娶母亲的话，就赶快去找她，如果不想娶的话，就算了。父亲听了之后，连夜赶到阁楼下面，叫母亲的名字，母亲听到后，从隔壁的小阁楼顺着木板爬了下来，跟着我父亲走了。外公觉得很没有面子，而且对不起那户世交的大户人家，就不认我母亲这个女儿了，把我母亲所有的东西都给烧了，包括母亲以前拍的照片。

爷爷是个三代贫农，做人好大喜功，喜欢吹牛，而且很不负责任，年轻的时候，娶了奶奶之后就一个人跑新疆兵团去淘金，因为受不了那边的苦，三、四年后，又一个人跑了回来，生了父亲之后，又一个人跑出去，留下父亲跟奶奶相依为命，整整在外十七年。小时候父亲读书据说很好，在村里有三杰之称，这三杰都有个民字，一个叫君民，我爸叫正民，还有一个叫陆民，所以也叫三民，其他两个都因为家里条件不错，后来君民成为当时村里最早的爆发户，陆民呢，成为地方国税局局长，不过都很可惜，前者得了癌症在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死去，后者买了一套别墅，装修的时候，从屋顶摔下，脑部着地，死了，三杰也就仅剩我父亲一个了。

父亲读完小学，准备上初中的时候，要2块钱的学费，奶奶交不出，不肯让父亲去读书，父亲又吵着要去，奶奶一气之下就把父亲绑在树上，然后一个人去种地，父亲被绑在树上，在7月火辣的天气里，晒了一天的太阳，奄奄一息……最终父亲，没有能够上初中，跟着奶奶的表弟，开始了艰难的谋生岁月，父亲先是第一天上山砍柴，然后背十几里山地回到村里，扎成捆后，放到推车上，跟着父亲的舅舅，走40多公里路到东阳的马宅把柴火卖掉，赚5块钱，这样的日子一直到父亲认识母亲之后。

到了父亲十多岁后，爷爷回到家里，生了我叔叔之后，爷爷就带着奶奶和叔叔，扔下我父亲去了江西好多年，所以父亲和爷爷之间并不亲，之后我的记忆里也有过许多争执。

父母是怎么认识的我到现在也不好意思问，不过他们最终是认识了，爷爷在父亲母亲认识之后回到了家，但是他的脾气注定是受不了母亲的背景，坚决反对，有天跟我父亲说，给父亲物色好了一户人家，那户人家什么都不缺，只要父亲上门去就可以了，不需要我爷爷拿什么聘礼，爷爷很喜欢，要父亲过去，父亲不肯。执意地要了从家里逃出来的母亲，爷爷也很生气，加上爷爷家境也不好，父亲和母亲就这样在爷爷家的猪圈房里结婚，此后到我和姐姐出生后的六年多时间里，都是住在这样的房子里。

（BTW：高三的时候，有天下大雨，一个男人拿着把雨伞到我们的教室里找他女儿，他女儿跟我关系很要好，我就带着他去找，因为我们镇子很小，在路上的时候，他就问我父亲是谁，哪个村的，我如实说了，他点了点头，没有说什么，找到他女儿后，就告别了，第二天那女孩子兴冲冲的跑来跟我说，我们两差点就没有了，我很纳闷，她就说，她父亲告诉她，她妈差点就嫁给我爸了……原来，爷爷要我父亲上门的那户人家，就是这个女孩子的母亲。）

母亲脑子很灵活，父亲也很肯干，家里条件虽然不好，但是日子过得很温馨。父亲人缘很好，也很喜欢帮助别人，当时杭州浙江医科大学有教授下放在我们那边的农场养猪，我父亲在那边种地，久了认识之后，也常常来我们家玩，母亲后来受到别人启发，每天一大早到农场边上去卖豆腐，天不亮把豆腐做好，然后背到那边，等人家用豆子或者钱来换豆腐。那个教授，看到母亲这么辛苦，有时候利用职务之便，也常常一次性把母亲的豆腐都买去了，为此，在我到杭州工作之后，母亲和父亲，也常常跟我提到这个姓钱的教授，让我能够帮他们找到这个忘年交的朋友。之所以说忘年交是因为我父亲母亲20来岁的时候，这个教授已经快50岁了，我父亲母亲很感激这个教授，因为他们在最困难的时候，这个教授常常跟他们说，日子肯定会越过越好的，叫我父母别难过。

后来我在杭州的都市快报发布了寻人启事，最终找到了这个教授。父母从家里赶出来去看他，他们之间患难与共的故事被《大家》节目看到了，希望能够采访这段艰苦岁月里的往事，父母和教授都不想被打扰，也就拒绝了这个采访。

母亲生姐姐的那天，是她自己一个人去的医院，也是一个人回的家。父亲从仁川（离家大概60几里地）赤脚赶回来看母亲，母亲休息了一个晚上以后，就又下地干活了，而母亲生我的那天早上，母亲帮她的姐姐缝制了一件衣服，赚了五毛钱，然后自己走到医院，在晚上6点30分，把我生下来，自己抱回家。外婆、外公都不曾来看过母亲，爷爷奶奶干脆带着叔叔和姑姑去了江西。

小时候，父亲靠种地的收成养不活母亲、姐姐和我，就跟大姨夫学木匠，然后跑到杭州郊区靠近安吉的地方给人做木工，三年多时间里回不了家，就是为了节省路费。都是我母亲一个人带着我和姐姐，住在爷爷家分给父亲的猪圈房子里。母亲后来说，因为父亲不在，家里每次要开饭的时候，母亲就跑到外公家门口去转圈，外婆看到了就知道母亲没有吃饭，然后就趁外公不在的时候，拿些吃的给母亲带回来，母亲回到家后，先喂给我吃，然后和姐姐分着吃。

我每次开车从东阳到我家的路上，都会路过一个村子，那个村子前面有座桥，每次开车到这里的时候，我妈妈都会跟我说，说我三岁的时候，生了场病，哪里都看不好，我妈妈听说这里有个土郎中很有名气，就一个人背着我从家里走到这个地方，给我看病，看一个方子，一毛钱。每次说到这个场景的时候，我总是在脑子里想起一个镜头，一个妇女，背着自己的孩子，孤独地走着，孩子在妈妈的背上安静地睡觉。而妈妈来回要走上一天的时间，因为从这个村子到我家，有五十多里路。所以每次开车路过这里，我都会特别特别的感动，很想哭。

我姐姐从小就很懂事，比我乖多了，我到了差不多会走路，就是姐姐带着我玩，我每次跟姐姐去大会堂看戏，到了快散场的时候就装作睡着了，然后姐姐就背着我回家。姐姐毕竟力气也不大，有一次，不小心还摔了一跤，姐姐没有管她自己，还是先来看我有没有事情。后来大了，姐姐就带着我卖冰棍，我们叫爸爸弄了个木箱，里面用棉被填好，然后去冰棍厂去批发冰棍，2分5一根，然后在大街道边上拿一根长板凳，一头放箱子，另外一头坐人，姐姐卖冰棍，我就在边上帮姐姐喊，买一根冰棍是5分钱，我们可以赚一根冰棍的钱，姐姐每次卖掉了两根的时候，就会给我一根，我就跟姐姐分着吃。

在我三岁的时候，父亲不再做木匠，回到家里，用赚来的500块钱，跟人合资开了一家玻璃厂，因为父亲没有经验，办厂失败了，钱亏光了，还欠了好多钱，父亲把所有的东西都处理完了之后，就开始自己动手做推车，准备去水泥厂当搬运工，被母亲知道了，母亲说再怎么穷，也不让父亲去做搬运工，一是怕父亲身体吃不消，二是不想让父亲丢这个脸。父亲对母亲说，不管怎么说，日子还是要过，一家老小要养活。

也是那时候，我身体不好，常常发烧，有一次特别厉害，我父亲背我去人民医院，然后回家，路过一个豆腐脑的小店，父亲要了一碗豆腐花，当时我只记得我虚弱得连吃东西的力气都没有了，父亲就一小口一小口地往我嘴里喂。

母亲最终没有让父亲去做搬运工，父亲就自己偷偷地跑到江西去做工。他的一个朋友从江西回来跟他说江西那边在建设铁路，在招工，父亲骗母亲说到外面做生意，然后就跟那个朋友到了江西，结果到江西之后发现铁路都不造了，身上又没有回家的路费，就和那个朋友扒火车回到了义乌，然后从义乌走回到家，100多公里路。

父亲回到家之后，爷爷跟父亲商量说想做笔大生意，叫父亲去帮忙。爷爷跟三个江西人拼起来做一种叫白术的药材生意，这种药材主要产地就是我们家乡，因为涉及金额比较大，所以一个人也做不了，都要几个人合伙起来做。爷爷跟父亲说，算父亲一份，我父亲当时没有钱，爷爷说借给我父亲，但是要父亲带着钱去玉山收购原材料。父亲就去了，怀里揣着五个人拼凑起来的钱，到了玉山收购好白术之后，回到家里，货物都堆在房间里的时候，有人跑过来跟父亲说，温州的价格已经很高了，要不，拿到温州去卖吧。父亲和母亲被说动了，去跟爷爷说，爷爷不肯，父亲着急了说，我就拿我的那一份过去，爷爷说钱是他垫付的，如果父亲把那份拿去的话，要给爷爷按天算利息，父亲咬了咬牙同意了，就让母亲跟着那几个朋友，一起拼了一辆车去了温州。母亲坐在货车的后面，隆冬三月，母亲回忆说，那个冷啊，这辈子都记得。就这样，开了10几个小时到了温州，在温州呆了半个多月，白术一分钱都没有卖出去，母亲非常着急，却又不知道怎么办，每天就在市场起期待有人过来看这些货。呆了半个多月，一点办法都没有，又联系不上父亲，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母亲去算命，算了三签，第一签是龙困池中，第二签是有人远方来救，第三签是有惊无险。

母亲回到住处，深夜2点多的时候，有人敲门，打开门一看，是父亲，母亲说看到了父亲，心里就立刻踏实了下来，父亲跟母亲说，家乡的白术都已经涨到不少，为什么母亲这边还一点消息都没有，所以担心母亲出事情，就连夜赶到温州，然后在没有任何母亲的确切消息的情况下，居然能够在偌大的温州城里找到母亲，这是母亲到现在也不敢相信的事情。

父亲最终带着母亲和那批货物运回了家乡，后来也才知道，在温州为什么货物买不出去，是因为跟母亲一起去的人，看母亲一个人好欺负，想把母亲的货物给吞了，然后制造了许多借口，不让母亲的货有机会出售，看到父亲来了，他们没有办法，最终放了母亲和货回到了家乡。父亲和母亲卖掉了这些货物以后，还清了全部债务，还赚了3000多块钱，那年我应该六岁了。

母亲用这3000多块租了间沿街的店铺，开了个裁缝店，做衣服，也卖布匹，父亲负责进货，母亲做衣服。那时候，家境也开始好转，之前印象中吃的最多的就是干菜饼和玉米饼，而那之后，家里也吃得上白米饭和红烧肉，不过家境也只能够算很一般，因为我印象中很深的是，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里组织六一大合唱，要求每人统一着装，买校服，家里没有多的钱给我买，母亲就自己做了一件给我，我觉得非常的丢脸，就不敢去学校，怕学校大家都笑话我，事实上，大家的确都笑话我，老师还当众让我把衣服给脱了，站在讲堂的最前面，最后我还被剥夺了去唱歌的资格。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学校流行打乒乓球，我央求母亲给我买一块乒乓球板，结果母亲没有钱给我买，父亲就用家里的三合板给我做了一块，我一直没有把这乒乓球板带到学校里去，我不想再被笑话，所以我从来也没有学会过打乒乓球。

也是小学四年级的时候，那年过年，我们去阿姨家拜年，到了东阳之后，要转车到黄田畈，为了省钱，父母亲让我们坐车去，他们自己走路去，我们到了阿姨家后，等了10多个小时，才等到父母。

五年级的时候，看到朋友有回力鞋穿，我就央求父亲给我买一双，父亲答应过年的时候给我买，那年过年，父亲没有履约，我大年三十，在被窝里哭了一个晚上。反倒是五年级毕业考的时候，我以全县第二的成绩考上初中的时候，父亲给我买了一双新的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