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男人，哭过两次

　　他生于一九五五年。他是个阴险狡诈的人。
　　小时候长得瘦小，被胖子欺负，一声不吭，转头走掉，任凭嘲讽在后边儿追着他屁股跑，回家拿了钎苞米的钎子，趁胖子不注意，照脑袋就是一下子。那个年代好，他付出的代价只是家里赔点儿药钱，他在烈日下罚站两个小时。从那以后，没人敢惹他。
　　文革时，家里穷，他的老娘去地里拣稻穗儿。对头老夏家写大字报，说老李家老太太割资本主义尾巴。大队书记眼睁一只闭一只，因为老李太太的丈夫是他的前任。他不干，也写大字报。老夏家写大字报用旧报纸，他也用；老夏家写大字报用毛笔蘸蓝钢笔水儿，他也用。大字报直指大队书记——老李太太割资本主义尾巴，你凭什么不管，为什么包庇！大队书记怒了。老夏家在生产队放羊，羊啃了菜地，菜地里有药，羊死了大半。大队书记秉公处理，批斗，没完没了地赔了好多年工分。
　　恢复高考那年，他已经高中毕业在家干了六年农活儿，他书念得好，被批为白专分子，城里来的老师特别喜欢他的文章，他想考学。生产队的活不能放，放了没工分，工分就是口粮。割稻子的时候，他用镰刀在自己脚上割了个口子，工伤。于是回家养伤，复习。痂结得差不多，伤口快愈合，在伤口上再割一刀，就这么割了好，好了割，一年。他考上了，一所中专，他感谢邓公小平。
　　他辉煌过。在学校里，他政治上依然不积极，开座谈会，作为后进生代表参加。校长偏偏叫“那个坐在后面的同学”谈一谈。他站起来，侃侃而谈。会后，校长找到他的班主任，问他是什么职务；班主任说没有职务，不是干部。校长厉声道，这么有水平的人你不用，只能说明你没水平。然后，突击提拔，学生会主席。
　　毕业的时候，有机会去省驻津办，他放弃了；有机会去省委，他放弃了。选择了留校。
　　他落魄过。工作十年，开始病，一病十年，人基本处于半隐退状态，与社会隔了膜，与时代脱了节。好了偏头疼，来了甲亢，甲亢十来年，连我都成了半个专家，眼看着要好得差不多了，查出肺癌，一直到死。
　　我知道他哭过两次，也许他还哭过，但我只知道这两次。
　　一次是我上学的时候，车缓慢驶离，奔向我的远方。老婆（当时是女朋友）发短信来，说一起打车回去的时候，我看见他好像哭了。其实我也哭了。虽然最后我拿到了大学的入场券，但是之前的年头里，那么多的坎坷蹉跎，恩恩怨怨，我还没来得及和他们坐下来好好谈谈，就走了。这座城市，我再没怎么回来。
　　倒也不怎么远。上学的时候，离家十个小时，工作后，离家四个小时。开始回去，还能找到主场的感觉；越到后来，越觉得陌生，越陌生，越不愿意回去。一直在外面漂着。人家自己在外干事业的漂，我一个当官差的也漂。从纪检委到***局，从B县到A市，一个环境将熟未熟，就换了另一个环境。心里常有虚空的感觉，不知道家是哪儿，不知道哪儿是家。
　　第二次见他哭，是他临死的时候。高烧四十度，嘴唇发紫，白细胞骤减，过度化疗的恶果。他拉着我的手，已经发不出声音，只是像老黄牛一样，眼睛里大颗大颗往外滚泪珠子。我始终参不透他这次哭是什么意思，但我想没事儿，他肯定知道，我在那儿呢，这就够了。
　　半个月以后是春节，他没挺到。两天以后，他在老家下了葬，很多乡亲给他磕头，岁数大的，岁数小的，他们说李老四是好人。那天是我的生日，他在另一个世界安了家，开始了新的生活。
　　他是我爸。
　　一转眼，几年过去了，我已经过了几年没爸的生活。
　　习惯么？习惯了。
　　其实也无所谓习惯不习惯，爸一直都在那儿，只是你见不到他了。

 
庚寅年五月二十二日
从五品锦衣卫镇抚 李
拙笔于饮风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