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瓶梅》说起

昔日鲁迅先生言《金瓶梅》一书：“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可谓精辟之至。《金瓶梅》仿佛一面镜子，不动声色地矗立于苍茫大地，而世间万象便尽收其中，匹夫们勾心斗角蝇营狗苟，丑态毕现。读《金瓶梅》，你会发现原来人性是如此不堪，权与钱，足以使一个人灵魂扭曲。值得深思的是，《金瓶梅》里的社会又绝不仅限于《金瓶梅》的描述中，学者郑振铎在文章《论〈金瓶梅〉》中，有如下叙述：

“《金瓶梅》的社会是并不曾僵死的；《金瓶梅》里的人物们是至今还活跃于人间的；《金瓶梅》的时代，是至今还顽强地在生存着。”

应伯爵的随声附和，潘金莲的指桑骂槐……还不都是活脱脱的如今日所听所闻到的么？

然而这书是三百五六十年前的著作！

到底是中国社会演化得太迟钝？还是《金瓶梅》作者的描写，把这个民族性刻画得入骨三分，洗涤不去？

谁能明白地下个判断？

郑先生这几段文字真可谓“爱之深，责之切”。很多时候我都在寻思，我们的社会到底怎么了，我们的同胞们到底怎么了，我们到底怎么了？

从某年某月的某一天起，我们发现奶粉有毒了，然后瘦肉精现形了，地沟油问世了，馒头上色了……还有，小三登台了，二奶入住了，官员贪污腐败了，红灯区泛滥成灾了……更有，孩子们成为失意者的发泄对象了，李刚之流露面了，药氏八刀惊现江湖了……

这是一个病态的社会，而我不想把如上种种归咎于制度。制度从来都不应该成为罪恶的缘由。制度在很多时候被人们目为罪魁祸首，其实就是人的劣根性使然。

《金瓶梅》自问世以来就屡遭禁毁，直到现在依然被限制发行。这却不能全怪道貌岸然者们的横加干预，关键是，大家居然都信了，以为《金瓶梅》真的有那么威力无穷，看了，就会欲火焚身，不能自拔，道德沦丧。《金瓶梅》就是一个悲剧，也许是因为《金瓶梅》的作者没学过形势与政策的缘故，搞不清国情，他不知道有些事情虽然天天在发生，却是写不得的，描写性的文字在当权者的眼中宛如毒蛇猛兽，会吞噬掉一切他们辛辛苦苦建构起来的文明。事实上，假道学家们所谓的文明不过是被阉割过的文明，本身就已经不健全了。只是许多人习惯了跟随，习惯了人云亦云，使得假道学家一度纵横。

于此，在《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崇祯本）电子版抄本说明中，有如此叙述：

假道学家毒害华夏文明几百年以来，国人早已不自觉地被阉割成了谈性色变、谈淫为耻的精神上的“东亚病夫”，这部千古奇书，却因这“淫”讳，一直被禁、被封。便是在“改革开放”的“新纪元”以后，也只是限定在国内少数研究者和海外才有发行。

似乎，中国人的神经系统都异常发达，对外界信息有着超乎寻常的敏感度，而心智却又极其脆弱，仿佛一提到性就会血脉贲张，以致冲动到去犯罪。真有那么严重吗，我可爱的伪君子们？你们整天吃香的喝辣的玩温香玉软的，小老百姓们看那么一点点香艳描写都不行吗？这里且不论《金瓶梅》是不是秽书，姑且算是吧。如果你们认为你们免不了身体力行的床笫之事污秽的话，《金瓶梅》中确实有不少对男欢女爱的描写，可是这也是它的高明之处，没有那些文字，那个社会的腐朽、那些形形色色的衣冠楚楚者们的丑恶嘴脸，能展现得如此淋漓尽致吗？可是你们只看到其淫，我能说什么呢？“大中华帝国国师不甚了了真人”在《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崇祯本）电子版抄本说明中，说了这样一句话，摘来送给你们：

以“淫”为秽者、为罪者、为耻者、为羞者，若为真道学家，倒不如真去自废其身，也让世界干净一些！

至于《金瓶梅》能不能达到“诲淫”之功效，可能对一部分人会有一点不良导向，东吴弄珠客在为《金瓶梅》题的序中如此写道：“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对这段话，我深以为然。那么，既然已经是禽兽了，当然也干不出什么值得称道的事来，无论《金瓶梅》诲不诲淫。

中国人太敏感，总会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当成一个无辜受害者，不是吗？我们老是能在一些报纸杂志上看到谁谁谁又说中国不好了，某个国外事物又涉及辱华了，某部电影影响华人形象了，谁谁谁又给中国人丢脸了……

譬如08年汶川大地震的时候，国人们那么义愤填膺地狂批对灾区人民出言不逊的张雅，好像批张者们都是些爱心如潮、道德高尚、铁血丹青、正义得不能再正义的正义之士，可是正义之士们几乎用遍了汉语中所有表示恶毒的词汇，我想，那个任性的女孩，从那以后恐怕说什么话都胆战心惊了吧。

同年拍摄的电影《新宿事件》终究没能在大陆上映，据说相关人士们嫌其暴力，事实是这部电影是尔冬升根据一个真实的新闻报道拍的，实际情形要比电影情节惨烈很多。可见，现实才是最黄最暴力的。也有人说该电影影响海外华人形象了，我就觉得很纳闷，大家都不是傻子，华人在海外人们心目中是怎样的一种形象不可能因为一部电影而改变。要说影响形象，影响的也只是你们在自己脑海中意淫出来的华人形象吧，你们总是在孤芳自赏、自怜自爱，以为自己的形象真的可以与天公试比高，结果电影里面的同胞那么猥琐那么可恶，你们受不了了，好吧，那就不让你上映。

中国人有这么一个毛病，不敢面对，就那么一厢情愿地以为只要把丑恶屏蔽掉就是真善美。对于缺点，“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句话成了纸上谈兵一纸空文，因为从来就不敢审视自己，并且坚定不移地认为自己完美。难怪古人云：“知耻者近乎勇”，放眼天下，勇者能有几何?太多人，自欺欺人地活着。

《新宿事件》所要反映的，恰好也是中国人的劣根性。柏杨先生在《丑陋的中国人》（卓越  当当）一文里，有很犀利的阐述：“凡是整中国人最厉害的人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凡是出卖中国人的，也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凡是陷害中国人的，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新宿事件》里的情节几乎是完美地印证了这个观点，打阿杰的是中国人，剁了阿杰手掌的还是中国人，最后，日本人决定武装镇压中国人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在自相残杀了。人性之卑劣，表露无遗。

汶川地震的时候，举国人民抗震救灾，不幸出了个张雅，把众志成城改造成了众骂成坟，国人们恨不得用口水埋葬之。其实，谁都好不到哪去。不久之后不是就发现贪污善款的“贤人”了吗？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团结过，从来没有。翻开中国历史，不是从头到尾都是中国人在屠戮中国人吗？绝大多数的战争，不都是在窝里斗吗？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缺乏过的，恐怕是汉奸吧。

“汉奸”，是又一个让国人疼痛的词。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我最不能接受的，不是人们所谓的封建迷信，而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就是这样一种奴性思想，荼毒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总想着要靠上谁，要傍上一个强有力的后台，才可以衣食无忧。或者，就是整天想着要奴役别人，要称谁的王，称谁的霸。从没想过堂堂正正做一回自己。“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不过是一场幻想。《金瓶梅》里，阿谀奉承趋炎附势如应伯爵者，一抓一大票。奴性，中国人身上一种挥之不去的特质。时至今日，溜须拍马者不但没有减少，而且愈加泛滥，愈加猖獗成潮流了。昧着良心恭维，哪怕只换来蝇头小利。柏杨说中国人没有自尊，此言不虚。在奴性思想的侵染下，汉奸的出现理所当然。一个可以轻易出卖良知的人，还有什么是他不能出卖的呢？韩寒有句歌词很有讽刺意味，不愿做个奴隶，那就做个奴才。柏杨说：“别人有民主，我们也有，我们的民主是，你是民，我是主。”一句话，道尽了千年的沧桑。

之前提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封建迷信，我不认为那是糟粕，迷信，往往蕴含着与人为善的思想，我觉得劝人向善的东西无论如何坏不到哪去。比如古人相信“头上三尺有神明”，其实就是要人们说话做事要无愧于心、无愧于天地，每时每刻神在看着你。后来科学让人们相信神是不存在的，报应是子虚乌有的，于是有人开始无所顾忌。信仰缺失了，人性卑劣的一面就会肆无忌惮地显现出来，我们的社会自然就陷入病态。当金钱的意义不再仅限于货币，当金钱逐渐变得威力无穷，良知就被排挤到了阴暗的角落，无人问津。《金瓶梅》第五十七回，西门庆有一段“钱可通神”的论段：“咱闻那佛祖西天，也止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姮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的富贵。”口出狂言，如此这般。我想起李启铭的那句名言，“我爸是李刚”，他们都无所顾忌。而我更愿意相信，善恶终有报。

一个西门庆死了，千千万万的西门庆出生了。一个潘金莲死了，万万千千的潘金莲翩跹而来。而我们该做些什么，我亲爱的同胞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