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采访是一场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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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本文据柴静在清华大学的演讲“采访是一场抵达”整理)


没有夯实的报道,评论只是沙中筑塔

我们对于一件事情知道得越少,就越容易形成判断,而且是越容易形成强烈的单纯判断。

人们头脑中偏见的根源,往往是来自于无知,我们对于一件事情知道得越少,就越容易形成判断,而且是越容易形成强烈的单纯判断。

就像我要把一瓶水移动,把它拿到胸前,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动作,但是我要把一瓶水非常精确地移动一毫米,这就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计算,你肌肉的酸痛度也会增加。

精确是一件需要耗费比较复杂的智力活动的一件事情。报道就要求精确,要求对事实和因果梳理,没有这个基础,评论往往就是议论、想象,而不是事实。

我自己在二十三四岁的时候,成为国家电视台的主持人,做一个十六分钟的新闻深度报道。我觉得这样的状况在世界新闻史上也是很少见的,一个年轻人被放到做深度评论的主持人位子上,这是我们刚刚起步的电视新闻决定的一种特殊要求,以后也不会更多地出现。实际上媒体有它的规律,就像一个存在的植物,它必须要按照它的规律生长一样,要想变得粗壮、强韧,必须到土地里头去接受风吹日晒,再一片一片叶子长出来,如果没有非常夯实的报道作为基础,那么评论只能是沙中筑塔。所以我转行做了记者,到现在十年了。

采访是呈现,不是评判

采访不是用来评判,采访是用来了解;采访不是用来改造世界,采访只是来认识世界。

我觉得对我来说,采访最大的障碍就是一句话,“我认为我是对的”。这句话看起来不太起眼,但是它造成的障碍会远远大于我们的想象,顾准原来说过一句话,他说什么叫专制,专制就是认为自己绝对不会错的想法,如果一个采访者带着定见,很难了解世界的复杂。

前段时间我采访魏德圣,他拍的电影《赛德克·巴莱》,就是当年发生在台湾的“雾社事件”,原始部落的人跟日本人之间的一场战争。

魏德圣说,在台湾历史当中关于这个事件只有两句话,某年某月某日多少人反抗日本军队;再看日本的教科书也是两句话,是某年某月某日台湾某个原始部落的一场暴动。反抗和暴动,这是对于一件事情的两种解释。都只有两句话,都很简单,但魏德圣说记者式的社会思维要回答的是:“为什么他们在这个事件中做出了那样的选择?”

魏德圣说,他进入这个头领内心的时候,受过很多的冲击,一开头他会热血激沸,觉得很牛,三百多人就把三千多日本人都干掉了。但了解越深,他开始发现自己精神上出现了危险的摇晃,比如说他去接触当年认识这个部落首领莫那鲁道的人,那个人跟他讲,他根本不是一个英雄,他是一个流氓,每一个经过他部落的人他都会打,他控制欲很强。然后魏德圣又会去想,这个人为什么会在战争之前让自己的孩子跟家人上吊?有时候他害怕得简直写不下去了,因为在不断地推翻自己的看法,他突破了概念,想要抵达一个真实的人。

一个人进入另一个人心灵的过程是一个可怕的过程,可怕在哪?可怕就在于思想本身,思想本身的危险就在于思想本身是不安的。它拒绝接受已经形成的定见,他需要从自己的思考和感受出发去认识人,这本身就意味着动荡、不安、危险,还有进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没有依靠,你原来思想上可能有一个拐杖,但是你不得不把它抛掉,这个拐杖就是人类已经形成的习俗、观念。就像一个被按在水里的人,你必须把头埋在水里面,学着呛水才能够学会思考。

所以我要讲的下一句话就是,采访不是用来评判,采访是用来了解,采访不是用来改造世界,采访只是来认识世界。我很年轻就做了记者,年轻人最热诚,但是也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我们真的想通过报道把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我最初那两年在公开场合讲话或者领奖的时候总是会说,我希望我做这个节目,曾经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这些话很漂亮吧,听上去加点音乐就可以上片尾字幕了吧?但是这样煽情的话并不是职业记者的使命,这个是我慢慢才意识到的。

假如你有这样强烈改造社会的目的,你就会容易形成你头脑当中的偏见,你认为世界有一个完美的范式,它就应该向那个方面发展,假如它不是那样,你就不接受,你就抵触,你就想改变他,这样就有两个后果,一个是你根本改变不了,对方发现你想影响他的时候他就不接受你了,会背道而驰;第二个结果是当你改变不了的时候,就可能因为挫折感或者绝望,放弃了你之前的全部努力。

媒体要提供光亮,照向黑暗未知之处

有同学问,那我们的媒体道德是什么,我现在认为记者的道德就两个字,很简单,就是“明白”:让人明白,让人明白这个世界本来面目是怎么样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职业道德。你把这点做好就可以了,即使我不能够清空自己的一个情绪判断,也要有一个戒备,佛经中说“念起即觉,觉即不随”,这个念头要起来你要能觉察,觉察之后你会不会跟随它,要有这个意识。

媒体的职责不是提供“热”而是提供“光”,不需要煽动社会的热情,媒体是在提供光亮,照向黑暗未知之处。

面对饱受社会争议的对象,他已经带着全部的盔甲来面对采访了,你要感受他,设想如果你是他,这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会做什么样的准备。而且,他会因为曾经遭遇过敌意和攻击,收缩得更为紧张,他时刻做好要么反击要么逃避。

人在受到威胁的时候只有这样的模式。

那么采访要达成的是什么?采访达成的是信息,你必须要问舆论期待知道的问题,不可以回避。但要提供一个让大家明白这一切造成的因果和背景,那记者就不能够跟他构成对抗的关系。我现在对自己有一个原则,就是对事苛刻,对人宽容。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我对李永波的这段采访,很好玩。他说到当年林丹和李宗伟两个人在上海有过一场比赛,在本土作战,而且是林丹领先,上海的观众就喊了一嗓子“李宗伟加油”,东道主的客气嘛,林丹一听连失四球,比赛就输了。

李永波大发雷霆,在赛后新闻发布会说,这个上海观众素质太低了,怎么会这么没有爱国心,以后我们的比赛都不在上海办了。我当时采访羽毛球运动员消极比赛,觉得此事有关他的胜负心,或者对于体育比赛精神和内涵的一个理解,所以我就问他,他一开始是很强硬,他说你怎么可以“给外国人加油”,观众怎样怎样,结果导致林丹输了什么的,我们这样来往大概有三个回合,他一直很强硬。

后来我把问题稍微变化了一下,意思是说站在一个教练的角度,人们可以理解你会有这样一种心情,但是在中国羽毛球队已经发展到这个阶段,人们可能会对你有一个更高的期许,就是希望能够倡导体育文明。他忽然就改变过来说,对,我也觉得,喊“加油”也挺好的,这样对队员的心理素质也是一个锻炼。

这个改变看起来很突兀,是一个急转弯,但其实不是,他在面对大量反对声音的时候,已经在内心去消化和感觉这些声音了,只是他不愿意承认,如果你用敌意的方式去质问,他就会出于防卫把自己的立场踩得像水泥地那样硬实。

但如果你能理解他何以如此,再把他站立的那个地方松一松,空气进去了,水进去了,那个土壤变得湿润了,变得松滑了,他两个脚站的时候就不会粘固其中,他就会左右摇摆。我刚才说过了,思想的本质是不安,不安就是这种动荡,一个人一旦产生动荡的时候,新的思想就已经产生了,萌芽已经出现了,人们需要的只是给这个萌芽一个剥离掉泥土,让它露出来的机会。

年轻时期采访,有时喜欢把对方逼到墙角,攻击他,反正你手里也没有武器了,反正你会倒在地上,那样更好看。但是人成年了,我觉得还需要某一种宽厚,这个宽厚不是乡愿,是一种认识,就是你认识到人的头脑和心灵是流动的,你不要动不动就拿一个大坝把他的心拦起来了,就不让他进,也不让他出了,其实人是可以流淌的。

好感和反感是你在观察人的时候最有害的一种心态,你要在采访前就对一个人形成了好感或者反感,你就没有办法诚实和客观地观察他了。

 

看见卓越  当当  京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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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反馈2012-12-24 16:11:11 发布 丨 19572 人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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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评论

  • 10#波波2012-12-27 11:4161.184.*.*
    柴静一直是我喜欢的主持人之一,永远支持她!
    管理  删除 (0) 回复
  • 11#洋葱2012-12-28 17:59119.100.*.*
    我是正准备买···
    回复:暗香盈袖
    >已经买了这本书,正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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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洋葱2012-12-28 18:00119.100.*.*
    白岩松的书也不错    痛并快乐着   你幸福了吗
    回复:暗香盈袖
    >已经买了这本书,正在看···
    管理  删除 (0) 回复
  • 13#糖糖2012-12-28 23:51180.85.*.*
    央视最爱的主持人,一个是白岩松、另一个就是柴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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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4#散仙2015-11-07 11:11111.205.*.*
    深夜中微弱的点点星光,柴静是其中一棵,虽然不是非光芒四射,但会带给人们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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